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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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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依法維權,自發行動,何謂“聚眾”?制止非法施工,人人有責,豈能“定罪”!

發布時間:2018-12-18

——葉建平等人被指控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案”
[案情簡介]
溫家寶總理指出,征用土地過程中,侵害農民利益,是我國急需糾正的第一個大問題。葉建平等七位被告人,為了保護農民在征地中的合法權益,被錯抓,錯判,后經呂思源、呂健等11位律師為其作無罪辯護,獲得成功,這對我國保護失地農民的合法權益很具典型意義,具體案情簡介如下。
瑞安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近年來,因國家建設需要,政府依法陸續征用本市安陽鎮上埠村土地,并按規定給上埠村一些“返回地”。2002年5月間,為了盡快把村里的“返回地”分到村民手里,被告人葉建平、葉銀順、朱小水、張光銀、葉獻清及陳東清等人先后二次在被告人葉銀順家商議,被告人葉建平、葉銀順及陳東清等人提議阻止華瑞豪庭、新江南人家、舊城辦拆遷安置房建筑工地的施工,以此給政府施加壓力。事后,通過被告人朱小水等人將這些意見在上埠村村民中散布,并經被告人吳曉霞等人積極鼓動,導致村民連續多次到上述三個建筑工地鬧事,阻撓工地施工。由于被告人等上埠村部分村民多次到上述三個工地阻撓施工,致使工地無法正常開工建設,新江南人家建筑工地延誤工期2個月,華瑞豪庭建筑工地延誤工期3個月,舊城辦安置房建筑工地延誤工期2個月,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影響。
呂思源、呂健等律師作了無罪辯護。
[爭議焦點]
葉建平等人的行為,是否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控方認為被告人葉建平、葉銀順、朱小水等人結伙積極參加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90條第一款,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辯方則認為葉建平等人的行為不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下面是辯方的主要觀點:
一、葉建平等人不具備構成本罪的“客體”要件: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侵犯的客體是正常的社會秩序,而正常的社會秩序的前提是合法,基于違法行為的所謂“秩序”,不僅不受法律保護,而且人人有責、人人有權予以制止。
1、無證施工的施工秩序,應依法制止,不應保護;在此,暫不提本案控方沒有征地公告、沒有土地補償公告、違反“征地”法定程序的違法問題(因為沒有“公告”已成為本案事實)和沒有用地單位的《國有土地使用權證》的違反“用地”法定程序的違法問題,即便這兩大問題均已手續完備,沒有《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其施工也是非法的。非法的施工秩序,應依法制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筑法》第七條明文規定:“建設工程開工前,建設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向工程所在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申請領取施工許可證。”而本案“新江南人家”工地、“舊城改造安置房”工地無《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施工,顯然是違法施工。這種無證施工的非法施工秩序不應保護。對此,控方在庭審中是這樣辯解的:1)、控方對新江南人家的無證施工的辯解稱:“萬家”房地產公司向新區管委會打了《關于要求江南人家基礎先行試樁的報告》已經經過管委會批文同意先行試樁,屬手續齊備,合法施工。此說明顯違反了起碼的法律常識:即認為“批文”=《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這種說法顯然是錯誤的。2)、控方對“舊城改造安置房工地”無證施工的違法行為是這樣辯解的:“現代”建設開發公司與舊城改造發展公司有“代建”《協議書》,系“舊城改公司”委托“現代公司”施工,因此其施工有合法依據。此說又釀成違反起碼法律常識的大笑話:兩個建設單位之間簽訂的“代建”《協議書》=《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
2、無權批準而批準的濫用職權的秩序,應依法制止,而不應讓其泛濫:
本案涉及三個工地,控方只提供公爵二期工地的三份編號為AY2002-016#、AY2002-015#、AY2002-014#《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且其批準機關為:瑞安市新區建設管理委員會。但根據前述《建筑法》第七條規定:法定的批準機關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建設局。新區管委會越權批準,顯屬于違法。違法則無效,故此工地雖有施工證,但是無效的,與無證是完全一樣的。至此,本案事實已明明白白的證實:本案此三個被阻止施工的工地,均無合法有效的許可證,均屬非法施工,依法應予制止,不能讓其泛濫成災!
3、不掛施工許可證施工的違法“秩序”,應依法制止,且人人有權制止。
《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管理辦法》第l條明文規定:“為了加強對建筑活動的監督管理,維護建筑市場秩序,……制定本辦法”。第6條第二款規定:“施工許可證應當放置在施工現場備查”。《施工現場文明衛生試行標準》第二條明文規定:“現場出入口設大門、大門的門框或門柱必須牢固,并有門牌標識、安全標志和建筑施工許可證牌”。在《建筑工程施工許可證》的注意事項中也強調:本證放置施工現場,作為準予施工的憑證”,可是本案的全部材料證實:三個工地沒有一個將施工許可證放置在現場,而上埠村村民們上工地要他們出示《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時,他們卻稱:“我們有合法手續,你們可以到安陽管委會去看”,不懂法律者聽之,還以為他們“理直氣壯”,但稍有法律常識的人就會嗅出其無法無理的蠻橫氣味。從前述事實可見,“新江南人家”工地、“舊城改造安置房”工地的施工者實在無證,只好以此搪塞!而“公爵二期”工地也自知新區管委會無權批準而批準的《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無效當然不敢帶到現場,也只好抬出“管委會”嚇嚇群眾。這樣的“違法”的施工秩序難道應予維護。因這三個工地都沒有能出示合法的有效的憑證——《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村民們要求其停止施工何咎之有?!這正反映了葉建平等同志挺身而出敢于反對“違法”秩序,維護合法秩序的精神之可貴!同時,我們還應指出,對于出示了合法施工審批手續憑證的“安陽小學工地”和“高速公路辦工地”,雖同樣征用的是上埠村的土地的工地,村民們就沒有阻止其施工,這再一次證明:上埠村廣大村民阻止的只是無證或不出示合法施工許可證的三個工地,這是完全合法之舉!
二、葉建平等人不具備本罪的客觀方面要件:
在這“客觀方面”問題上——控方有個難以彌補的大洞:無“聚眾”行為證據!控方在庭審中鬧了個大笑話:“自發”=“組織”。
所謂“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其“客觀方面”必須具備“聚眾”和“擾亂”兩方面行為。
1、本案葉建平沒有任何“聚眾”的行為。
何謂“聚眾”?就是行為人通過策劃、組織、指揮等手段,將“眾人”糾集一起的行為。而綜觀本案沒有關于葉建平通知任何一個人去工地的證據,全案沒有一個“聚眾”的證據,因此,控方“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起訴書中列不出一個“聚眾”的首要分子,只好統統冠之為“積極參與者”將七位同志起訴。
關于“聚眾”問題,控方在庭審中發表了“高論”:“自發”=“組織”,按照控方此說,《刑法》應將“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改為“自發擾亂社會秩序罪”,可是《刑法》至今無此修改。且“自發”等于“組織”,控方從漢字的組詞含義和刑法學的法理均無法找到依據!
非常有趣的是:控方作了這樣“精妙”的“推定”,如果沒有人組織,怎么發現工地上進行施工,就有人打電話呢?如果沒有人組織怎么會在同一時間,這么多人聚眾到工地?如果沒有人組織怎么會這么多人聚合在同一地點?如果沒有人組織,一次巧合會有,怎么會有這么多次的巧合?于是乎,他作出這樣的“結論”:“沒有人組織是不可能的。”
這么多的“如果”的假設,只能說越辯越露腳:只能證明控方自己沒有“聚眾”的證據。有證據拿出證據就可以了,何必反復“假設”?!只能證明控方在法庭上還在搞“有罪推定”,但請控方注意:法律規定必須搞“無罪推定”,你仍如此大搞“有罪推定”,心目中還有法律嗎?
再說這么多“如果”本身也是推不出“有人組織”的結論:
其一、有人及時通知,只能證明村民對集體的關心,只能證明村民對與自己戚戚相關的集體利益的關心,更證明村民去“阻止非法施工”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證明村民的行為的無人組織的自發性。
其二、所謂“同一時間去”這個說法本身不客觀,事實上去時是有先有后的,而且即便幾十個人、幾百個人同一秒鐘到現場,也只能證明村民對集體利益負責的齊心,更證明是村民行動的自發性。
其三、所謂“到同一地點去”的問題。這有什么奇怪呢?因為工地是特定的。那個工地開始非法施工,村民自然趕到那里去。這怎么能證明有組織呢?
其四、所謂“次數之多”。這只能證明非法施工的次數之多。只有非法施工的發生,才會有阻止非法行為的發生,這是有因才有果。亦恰恰只能證明村民阻止非法施工的主動性、積極性、自發性。怎么能推出“有人組織”的結論呢?!
其五、最有趣的是控方推出的“結論”稱:“沒有人組織是不可能的。”我們不禁要反問:即使有可能,又怎么樣呢? “可能”能作證據嗎?顯然不能!
在此,還必須指出控方的又一個當庭詢問證人的“高論”:“這么多人到工地,你都能證明他們是自發去的嗎?”控方想借此發問,否定證人證明村民自發行動的真實性。其實,這是反證不了的!因為村民仍生活在同一個村,不是封閉的,若真有人“組織”,傳來傳去,能不知道嗎?同時,刑訴舉證原則與民訴舉證原則是不同的:民訴是誰主張誰舉證。刑訴必須控方舉證,被告人不負舉證證明自己無罪的舉證責任!也就是說控方要證明被告人犯有本罪,就負有舉出誰策劃、誰組織、誰指揮的“聚眾”行為的證據的責任,本案有幾百人參加了阻止非法施工活動,控方就必須向所有參加者取證,只有取得了誰“聚眾”、誰聚了誰的全部證據才能定罪,而本案控方舉不出這聚眾的證據,就只能認定本案被告人不構成本罪!
控方亦自知沒有葉建平“聚眾”的任何證據,于是采用了“偷梁換柱”的手法,以被告人葉建平、葉銀順、朱小水、張光銀、葉獻清及陳東清等人先后二次在被告人葉銀順家商議對策,被告人葉建平、葉銀順及陳東清等人提議阻止安陽新區舊城辦拆遷安置房、新江南人家、華瑞豪庭等三個工地的施工,以此給政府壓力。事后,通過朱小水等人將這些意見在上埠村村民中散布,并經被告人吳曉霞等人積極鼓動,導致村民連續多次到上述三個建筑工地鬧事,阻撓工地施工。顯而易見,控方想以先“商議對策”,再通過朱小水“散布”、后通過吳曉霞“鼓動”的“三步曲”來代替“聚眾”行為,這種“李代桃僵”的方法,是代替不了的,因為“李”還是“李”,“桃”還是“桃”,有質的區別。
其一,“商議對策”不等于“聚眾”。
盡管對本案所謂“商議對策”之說,在全案證據尚存在重重矛盾,且庭審中七位被告人均稱只是商量選舉村書記、村長,沒有商量阻止工地施工的事,卷宗的很多證據中亦稱只是商量議論選村書記和村長之事,并未提及阻止工地施工問題,因此,不能任意確定有提議阻止施工事宜,即使我們假設此“商議對策”為“真”,也不等于“聚眾”。
其二,“散布”亦不等于“聚眾”。
即使朱小水等人真有“散布”行為,也僅僅是“散布”而已,不等于“聚眾”,況且全案全部證據沒有證明葉建平叫朱小水等人散布的。更何況,商議的意見又不是村民必須服從的“命令”。因此不能把村民自發的行為,說成是接受“散布”的“意見”的行動,因為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如果要證明兩者的因果關系,控方則應出示數以百計的去過工地的上埠村村民是聽了“散布”的“意見”去工地的證詞,可是本案沒有這些證詞,因此這是主觀推測的結論,不足為憑。
其三,所謂吳曉霞等人的“積極鼓動”亦不等于“聚眾”。
吳曉霞等人的所謂“鼓動”,她們沒有稱是受了“散布意見”才去“鼓動”的,因此證明與上述的“提議意見”、“散布意見”是無關的行為,怎么能牽強附會在一起呢?而本案控方的證言中稱吳“罵人”,“罵人”能算“聚眾”嗎?顯然不能。
前述可見,朱小水等人的散布行為、吳曉霞的行為,與葉建平的行為是各自孤立的行為(因為沒有證據證實其中的具體聯系),不能憑主觀推測將各自孤立的行為和村民的自發行動,強加在葉建平等人的身上!將沒有“聚過一個人”的葉建平強加上“聚眾”的罪名!
三、葉建平等人也不具備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主觀要件。
在這主觀方面問題上——控方有個難以彌補的大洞:無主觀方面要件證據!控方在庭審中鬧了大笑話:原上埠村村委不是“合法組織”!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主觀要件是指行為人必須具有擾亂社會秩序的主觀故意。縱觀全案全部證據,足證葉建平等人不具備這個故意。請看事實:
其一、葉建平等人一直是遵紀守法的好公民,他們沒有任何仇恨社會的表現,他們不會也不可能去故意擾亂社會秩序,控方至今也沒有足證葉建平等人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故意的證據。
其二、按控方起訴書的指控,稱葉建平等人的目的是“為了盡快把村里的‘返回地’,分到村民手中”,而提議阻止工地施工,以此給政府施加壓力。因而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故意”,但這顯然是違反邏輯的,這犯了邏輯的“推不出”錯誤。
(1)、即使葉建平等人真有此“提議”,但“提議”僅僅是“提議”,而不是“決議”。如果是違法的、錯誤的“提議”,當今村民都有法律覺悟,不會贊同。
(2)、葉建平等人的“目的”是“為了盡快把村里的返回地分到村民手中”,這也不是違法的,而是合法合理的,且有2001年6月13日瑞安新區建設管委會(甲方)與安陽鎮上埠村委會簽訂的《征地協議》為憑。該《協議》第五條明文約定:“甲方抓緊編制乙方返回地的規劃設計及煙墩山路、拱瑞山路等工程建設的實施”。該《協議》第八條明文約定:“乙方簽署征地意見后在9月底完成土地征用審批。土地征用補償公告后一個月內一次性付清土地補償費。”為了確保甲方履約義務兌現,該《協議》第九條作了強調的約定:“若乙方的返回地土方(應為“地”字之誤)征用審批未完成的,甲方需要建設的所有項目不得在乙方土地上施工,否則乙方有權干涉。”
再看實際履約的情況,簽約后乙方依約全部實際履行,而作為代表政府向上埠村征地的管委會卻一再違反《協議》之約定:
第一、雖然甲方承諾“抓緊編制乙方返回地的規劃設計及煙墩山路、拱瑞山路等工程建設的實施”,但“抓緊”兩個字,一拖就拖了一年半,這有《征地協議書》和瑞新管(2002)100號文件為憑。雙方的《征地協議書》簽訂于2001年6月13日,該100號題為《關于印發安陽新區上埠村返回地塊建設項目初步設計會審紀要的通知》,此文發文日期為2002年12月25日,時間間隔超過1年半。且距本案案發時間亦已達4個月余。
第二、明白約定2001年9月底完成征地審批手續的。管委會直到一年后的本案發生時,尚未辦理好返回地的征用審批手續。
第三、明明約定土地征用補償公告后一個月內一次性付清補償費。可是政府不作土地征用補償公告,既違約又違法。
我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條明文規定:“國家征用土地的,依照法律程序批準后,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組織實施。”第四十八條規定:“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后,有關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公告,并聽取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可是本案一次也沒有公告。同時,《協議》約定“土地征用補償公告后一個月內一次性付清土地補償費”的,管委會卻恃權壓民,變成了分數期支付,直到本案案發后的四個月后的2002年12月6日,尚欠722.5257萬元,這有瑞安市新區建設管委會于2002年12月6日出具的《上埠村土地征用補償費結算清單》為憑。在這些鐵般的事實下,上埠村村民在多次與管委會、政府請求解決無果的情況下,不得不按照該《協議》第九條之約定要求,甲方需建設的所有項目不得在乙方土地上施工,這是合法有據的。這里還必須指出上埠村的廣大村民是十分通情達理的,對出示了施工許可證的工地施工,不予阻攔,而對沒有施工許可證的新江南人家工地,舊城辦房改安置房工地進行阻攔,及對不出示施工許可證的公爵二期工地進行阻攔,足見其行為的合法性和目的的合法性。
試想,假如新區管委會能如期兌現合同,會產生本案事件嗎?顯然不會!同時,我們還應指出,正是由于村民們在本案中的合法合理的行動,才導致新區管委會對《征地協議》的前述的兌現。
控方也明知上述問題的存在,故特別強調“2002年初,上埠村民多次向村兩委要求將返回地分給村民,未獲同意”,公安機關辦案人員在訊問筆錄中強調“返還地未落實是村方的事”與“阻撓施工”是“兩碼事”,這是欲蓋彌彰。前述鐵的事實足證,新區管委會不兌現合同的嚴重問題的存在,這是村兩委無法解決的。只因為這些問題的存在,才導致本案的發生。
由此可見,葉建平與村民們的行為故意,是為了維護合同的嚴肅性,是為了維護村民集體的合法權益,是為了依法施工,這正是為了維護依法治國的合法、正常的社會秩序,而絕非擾亂合法的社會秩序。請看控方提供的證據,問題更加一目了然:
其一、控方舉證的葉維琳(施工現場管理員)的證詞稱:
“村民們對我們說,叫我們先不要開工,說我們工地的土地是他們村的回扣地(即返回地),說我們(施工)手續不全,鈔票還沒有到村民手里等話,后來他們就慢慢地散去了。”(詳見2002、9、19詢問筆錄)。
這是施工單位的人員,總不會故意歪曲事實,幫村民們作“偽證”,應該具有證據的證明效力。從這個證詞可以證明如下問題:
1)客觀地證明了,村民們當時在工地提出要其停工的理由有三:第一個理由:村民們認為這個工地就是給上埠村的返回地。
而且這與村記錄本對照印證,當時村民們是提出過此工地的土地包括在返回地內的要求,征地的管委會亦答應對村民們的意見予以考慮,至于,其后沒有考慮,村民們是不知情的,所以,村民們提出該工地是其村的返回地是事出有因,絕非空穴來風,無理取鬧。而且本案事實證明,對上埠村的返回地問題,在案發時根本沒有落實好,直到案發后的12月份才僅僅搞了一個初步設計會審工作。稍有正常認識水平的人怎么會說農民的要求過份呢?!村民的第二個理由: “鈔票還沒有到村民手里”。這是鐵打的事實。《結算清單》證明直到案發后的2002年12月份,征地方管委會尚欠上埠村土地補償費722.5萬余元。稍有理智的正常人能說村民的理由不能成立嗎?可是,控方在庭審中又創造了一個“絕妙”的“高論”:不是政府不給錢,而是當時上埠村村委會處于癱瘓狀態,而新的村委會又未產生,沒有一個合法組織,政府不能把錢給不合法的組織,所以還欠土地征用補償費,這不能說是政府違約。控方可謂“挖空心思”、“妙語”驚人。稍具認識能力和略有法律知識的人,都會發現控方為了證明村民們的所謂“無理取鬧”,居然敢在堂堂法庭之上污蔑經村民民主選舉產生的原村委會和現村委會是“不合法組織”,是可忍孰不可忍!
盡管廣大村民對原村長有意見,盡管原村委會處于癱瘓狀態,但不能污蔑原村委是“不合法組織”!況且,原村委會即使癱瘓,其會計仍在工作,其銀行賬戶仍在,政府可以將土地補償款打入銀行賬戶。因此,這不能作為政府拖欠巨額土地補償費的理由!
再者,現村委會選舉產生數月后,管委會仍拖欠巨款征地補償款722.5萬余元,這總不能說是村委會癱瘓不付款的理由吧?!按照控方的政府不給不合法組織錢的“高論”,莫非在政府給付這征地補償費前,上埠村現村委會也是非法組織不成?!
村民的第三個理由是“施工手續不全”。本案兩個工地無證施工、一個工地只有違法無效的施工許可證,均屬非法作業,且有無效施工許可證的公爵二期工地的施工者也沒有懸掛施工許可證的牌和向村民出示,在這種情況下,村民們要施工者先停止施工,能說他們的“主觀故意”是擾亂社會秩序和施工秩序嗎?顯然不能!
其二、錢其昌(施工人員,控方筆錄中未填具體職業與身份)稱:“村民說工地的土地是他們村里的,事情沒有解決好,不讓工地施工,叫我們馬上把打樁機運出去。”(詳見2002、9、19《詢問筆錄》)。
此證言,亦證明村民們阻止施工的理由為:征地一事沒有解決好,事實上返回地有關事宜未落實,征地補償費還欠著巨款,按照《征地協議》第九條約定,征地方不得在其村征用的土地上施工,如施工有權干涉。因此村民阻止非法施工的行為是合法之舉,何咎之有? 。
其三、張海勇(控方筆錄未填寫其身份、職業)稱:村民葉獻清說:“此工程土地系向上埠村征用的,上埠村的返回地基還未分下來,就不能動工興建。”(詳見詢問筆錄)
其四、周錦勇(華電公司人員)稱:“他們(上埠村村民)的理由是:此工地的土地就是向上埠村征用,征用問題未解決好,不準開工建設。”(詳見2002、8、26詢問筆錄)。
其五、孫錦生(華電公司人員)稱:“他們(上埠村村民)說:此工地使用問題,上埠村還沒有與開發公司(應為“管委會”之誤)解決好,不準開工建設,不準施工。” (詳見詢問筆錄)。
其六、陳孝余(華電線路工)稱:“(村民們)對我們說:工地的土地是他們上埠村的,說公司(應為“管委會”之誤,與上述筆錄中一樣同犯此“誤”,應是筆錄者的問題)還沒有跟他們村里解決好征地事情,并說此后在沒有跟他們村里解決好征地事情前不許開工。”(詳見2002、8、26詢問筆錄)。
這三份證詞亦證明村民們行為的理由的真實與合法,因為這返回地初步規劃設計會審尚在案發后的12月份才搞出來,村方怎么可能將這返回地的地基在案發前分到村民手上呢?政府違約,失信于民,且約定農民可以干涉,故村民們的阻止目的,顯屬合法!
其七、張理宇(現代公司總經理)稱:“2002年4月初開始進場建設,但開工沒幾天上埠村的部分村民不知從何處運來一扇大鐵門將工地出入口封上,并用水泥架空板將鐵門堵上,致使至今施工設備無法進入。”(注意:既然早在4月份就發生農民阻止施工行為,何來5月份的“商量”呢?這豈非“兒子生父親”一樣可笑嗎?!)又稱:“2002年7月23日上午,上埠村村民涌到工地,有30-40人, 我們三人就不停地向圍著我們的村民解釋,但這些村民根本不聽我們的解釋(詳見2002、8、26詢問筆錄)”。
其八、虞錦祿(安陽管委會計劃用地科人員)稱:“我向他們解釋說:‘工地施工是經過審批的,有合法手續的’(評:沒有施工許可證能說有合法手續嗎?)我們三個人解釋來解釋去,那些村民就是不聽解釋”(評:如果拿出施工許可證,何用解釋呢?——沒有施工許可證,當然解釋不通!)
辦案人員問:“當時你在工地怎么向村民解釋的?”
虞答:“我向村民解釋說:一、‘這工地的土地已經正式征用(評:但你方履行了沒有?沒有!)二、有關政策處理(包括賠青等)已經處理完畢(評:謊言!有欠款的結算清單為憑,到12月尚欠722.5萬元)三、異地安置直接牽涉到舊城改造政策和社會穩定。 (評:正是當地政府和某些官員違約、違紀、違法,才妨礙了舊城安置政策的落實,才導致了本案的發生,破壞了社會的穩定!)”
古話說得好: “百講不如一做”。如果,本案的返還地問題、補償費問題,政府都按《征地協議》兌現了,還用得著村民到工地上去嗎?虞同志還用作此“解釋”嗎?事實是到案發前,管委會根本沒有依約履行,而虞又要違背事實亂解釋一套,群眾當然聽不進去,因為當今的百姓畢竟不是“阿斗”了!所以,產生本案因征地的返回地未落實、補償款未付而引起的糾紛,當地政府有義務協調解決好,要追究責任也只能追究安陽管委會的違約責任,而不能鎮壓農民。
[審理判決]
2003年3月21日,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為葉建平、葉銀順、張光銀、葉獻清、朱小水、吳曉霞、何建海結伙積極參加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刑律,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葉建平、葉銀順有期徒刑八個月,緩刑一年;判處張光銀、朱小水各有期徒刑七個月,緩刑一年;判處吳曉霞拘役三個月,緩刑六個月;免予何建海刑事處罰。
被告人均不服判決而上訴,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了此案后,將本案發回重審,在重審的過程中瑞安市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公安機關以不構成犯罪撤銷案件。被告人被無罪釋放,現正在申請國家賠償。
[經典評析]
我國《刑法》第290條規定了本罪。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是指聚眾擾亂黨政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的正常活動,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給國家和社會造成嚴重損失的行為。
構成本罪的四要件是:
1),本罪侵犯的客體是社會秩序。
2),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聚眾以各種手段擾亂黨政機關、單位、團體的正常工作,使其無法進行工作,給國家和社會造成嚴重損失的行為。
3),本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行為人往往是意圖通過擾亂活動,給有關機關、單位和領導施加壓力,以實現自己的無理要求。
而本案的關鍵是:客體不符。本案施工單位無施工許可證而施工,顯屬違法施工,這不是正常的生產秩序,法律不予保護。葉建平、葉銀順、朱小水等七位農民和上埠村的廣大村民一起阻止施工單位違法施工的行為,是護法的行為,當然不僅與“犯罪”無涉,而且是正義之舉,故不僅不應是罪,而應予以表彰!
因此,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撤銷原判,發回重審是正確的,這對其后葉建平等七位農民最終無罪勝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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